我向学院院长出了柜｜Transtory
受访人Soda近照。图片由本人提供
采写丨Zm
讲述丨Soda
雌雄同体的心灵
伍尔夫曾引用柯勒律治的话说，「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的」。
「伟大」对我这样平凡的个体来说显得过于抽象，以至于不足以成为某种「奢求」、某个人生目标。那么，一个普通人的完整心灵又应该是怎样的？它是否也是雌雄同体的呢？
刚进大学的那些无眠的夜里，我常常望着天花板上驳杂的水印，听着耳边蚊蝇「嗡嗡」的耳语，无休无止地想着这些问题。和这些问题一同浮现的，是未来的未知和人生的未定：
我期待为刚刚「独立」的自己寻找一个确定的形象，又担心这种确定会拒斥其它世界线里可能的自己。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带上耳机，播放音乐，在清刈那些杂乱的思绪的同时，若有若无地想着：如果David Bowie是我的话，他会怎样做呢？
受访人Soda近照。图片由本人提供
我是一名男性指派的性别酷儿。这意味着我并不想选择是男是女或者是任何一种性别，也不想被二元性别框架框住自己。
这一点或许可以通过我的头发表现出来：在今年五一前，我把头发留到了肩膀，在节后又因天气太热而把它剪短。
因此，对我来说，讲述自己总是困难的。我很难把自己的身份系于时间之流中的某个源头，追溯性地叙述某一性别身份的自我觉醒。
换句话说，性别并没有在我身上「大功告成」。
我总是要回到那样无眠的夜里，一次次重新地定度、切换自己的身份，然后，向着夜色笼罩的未来，作出惊险的一跃——而或许只有我知道，在这样的自如跳跃背后，是多少长夜的熬炼。
在我读大一的时候，生活环境的转变、情感的挫折，把刚刚从高中泥淖中走出来的我又一次拉进深渊。
那时的我常常失眠，也总是自轻自贱，害怕上课、害怕出游、害怕社交——甚至在一个学期后，舍友都不怎么认识我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我的体重直降了八十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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弗洛伊德和华丽摇滚
幸好，对我而言，还有两个逃遁的出口：书籍和音乐。显然，这是两种开销不大，又能将人从现实中抽离的活动。
当时的我阅读了很多讨论自我的哲学书籍，在没课的日子，我甚至会整天泡在图书馆里，沉浸在无边的思辨构筑起的封闭世界。
很难说，这些满篇都是「主体」「认同」「建构」和「菲勒斯」* 的书，是否让我更切近地认识自己。我只知道，当我跟着那些哲人在域外奇境兜了几圈后，回看现实中包括自己在内的人和事，颇有些「沧海桑田」的超然感。
* 菲勒斯：即Phallus，指男性生殖器的图腾，亦是父权的隐喻和象征。编者注。
也就是在那时，我渐渐不能接受所谓的二元性别框架，也渐渐无法把自己安插在某个性别模板里。很显然，这些东西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禁受不住理性考证。
和阅读类似，音乐同样为我圈出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。不过，不同于书籍，这个空间却不是却热闹很多：当时，我和几个玩音乐的好友组建了一支乐队，常常在学校里演出。
我们的音乐「造旨」虽然没有那么登峰造极，但每个人都很有趣：
乐队的贝斯是同宿舍的舍友，一个憨憨的小黑胖子；鼓手是隔壁宿舍的兄弟，豪气不羁的大哥；节奏吉他是班长，能文能武的女学霸；主音吉他是从其他乐队特别请来的，经管院的大神学长。
受访人Soda近照。图片由本人提供
讲到这里，特别需要说的是，我疯狂痴迷华丽摇滚。
顾名思义，华丽摇滚是一种追求华美艳丽舞台风格的摇滚流派。演奏时，乐手常常衣着不分性别的华服，打扮夸张耀眼的妆容，通过张扬而不失颓靡的舞蹈和姿态，将音乐以戏剧化的方式加以演绎。
对于我来说，华丽摇滚不仅是一种音乐流派，更意味着追求极致唯美与反叛的姿态。在这种姿态中，所有压抑的情绪和生命能量都可以得到释放。
在所有华丽摇滚的歌星中，David Bowie（大卫・鲍伊）或许可以说是我的偶像。
Bowie被称为「变色龙」，只因他会在舞台内外展演无穷无尽的可能，没有人知道下一秒Bowie又将穿着怎样的服饰、以怎样的姿态、怎样的身份出现，是男人、女人还是外星人。
大一时，即使还穿着便服、不曾化妆，我也会把自己想象成David Bowie，正在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轰动世界。
不知不觉间，逃遁的出口变成了进入新生活的入口。我逐渐开始化妆、在女装店买衣服，认同酷儿身份，并且不再那么讨厌自己。
不过，当我逐渐构建自己的身份符号时，又一件对我影响至深的事情发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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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剪掉的长发
我就读于师范专业。大三下学期的暑假，学院安排我们到中学参加实习。
实习中学对教师的「仪容仪表」有着严苛的规定，而当时的我留着长发、着装中性——这些都是我用来向外界表达自身的一环。那时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符号，自己和其他男生又有什么不同。
于是，矛盾出现了。那头的中学要求我外表整洁、衣着得体，而校方所定义的「整洁」与「得体」都是我不能接受的。
当别的同学已经顺利提交了个人资料，准备开始实习时，我却还在和学院和中学之间拉锯。
我问过学院，能否自己找其它实习，得到的答案却是斩钉截铁的「不能」。在两边的学校之间，一个留着长发的我成了来回晃荡的钟摆。
眼看预定的实习日期一天天地近了，同学也一个个到达了要实习的中学，终于我鼓足勇气，走向院长办公室门前。
伴随着一声「请进」，我看到了坐在办公桌前的院长。他有四十岁左右，在我印象里算是开明，这给我增加了不少信心。
我坦诚说，虽然不认为自己是个完全的女生，但我也并不觉得是一个男生。长头发正代表了我身份中女性的一面，希望学院能够通融。
说完这些，我就默默看着他，等待着，期待自己的坚持能换来别人的理解。
留着半长头发的Soda。图片由受访人提供
院长沉吟了一会，说道：「你的情况虽然特殊，倒也不是不能理解。学院已经帮你交涉了很久，但对方学校有规定，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。」
我的头脑一空，突然有些想哭：难不成这次我真得要变会从前的样子，成为那个我拼命逃避的人吗？我有些绝望，露出沮丧的神情。
院长见我如此，欲言又止，终于开口，劝慰说：
「其实外表这些东西，现在的你也许把它看得很重要，觉得这就你自己的一部分。好像几根头发就能决定你是谁、会有怎样的人生。
「其实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妆擦掉了还可以再化、头发剪短了也可以再留，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呢？」
那时，我只把院长的这些话当成不无犬儒的宽慰之辞，带着不甘与悲观走出了办公室。
然而，这些话并没有因此被留在那间办公室。
实习时，当我在外貌上看起来又回到从前，我常常想到这些话，自忖是什么构成了今天的我。
渐渐地，我开始意识到，如果真的想要拥抱多种可能，那就没有必要把被任何一个自我锁定的形象抱得太紧；一颗永远对未知充满好奇、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心灵才是更重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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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着这样的觉悟，我在本科毕业后考进了扬州大学历史学院，并且加入了扬州大学的彩虹社。
社团常常会组织观影会、读书会之类的活动，而我一直以来都在学习有关的理论，常常帮着写一些知识性的稿件。
生活不会永远温柔。一方面，近年来，LGBTQ社群面临的外部阻力越来越大，彩虹社也被迫转入地下；另一方面，我仍然没有想好研究生毕业后的出路，未来仍在空中悬荡。
但我并不会再因此忧惧，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。就像Bowie在歌中所唱：
We can be heroes, even one da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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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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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版｜舒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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